3月以来，我国多地受到疫情袭扰，对经济运行态势有所影响。在14日举行的“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预计，二季度我国GDP增速为2.1%。
为应对疫情冲击，盛松成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宜稳中趋松，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并有效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
对于货币政策的整体效果，多位与会人士表示，目前我国央行应对疫情的整体判断、货币政策的选择、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是有效果的。我国没有搞“大水漫灌”，而是采取货币政策结构性逆周期发力，定向精准支持小微企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这既激活了微观主体活力，又增强了总体创新能力，稳定了产业链与供应链，也稳住了宏观经济。
降息的作用是“防火”
疫情之下，货币政策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表示，如果将疫情期间的经济环境比作森林火灾，货币政策在其中发挥的三个及时作用分别是“防火”、“灭火”、“救灾”。
对于“防火”，张斌认为，疫情期间企业或消费者无法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就会出现现金流断裂，如同森林里到处是火星子，此时需要普降甘霖，那么总量政策扮演了大雨的角色，具体可通过降低利率的方式，既能降低债务成本，也能提高资产估值，这对绝大部分经济主体的现金流都能起到改善作用。
对于“灭火”，张斌称，当一个市场出现火灾，火势会迅速传递至其他市场，美国货币当局及时灭火的具体方式是有针对性地放水，而我国各个金融市场运行相对平稳，但其中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过度下行。他认为，重点应对措施在于降低房贷利率，推动房贷利率的市场化竞争。
对于“救灾”，张斌进一步表示，这需要针对特定的行业与企业，找到它最需要救助的地方。但既然是“救灾”，就意味着借出去的钱未必会完整地收回来，因此“救灾”其实更适合由财政来做，货币当局更多起到的是辅助作用。
除境内疫情多点复发之外，海外环境也日趋复杂。在内外部因素交织共振下，货币政策发力时点如何选择？
“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的修复，这加大了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也有可能会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形成掣肘。”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分析称，最近两个月，中国的CPI同比、环比增速出现上升，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时间窗口并不是美联储是否加息，而是通胀期到来之前。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亦表示，当前需要有更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支持，并且时间点很关键，宜早不宜迟。
结构性工具发挥作用越来越大，总量政策亦不能忽视
近年来，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得到创新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有效发挥。近期，人民银行又推动设立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款，促进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与行业倾斜。
“当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约占到央行对商业银行债权的60%左右，已超过中期借贷便利、逆回购操作等普通类型的流动性支持在债权中所占的部分。”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华夏银行原行长张健华表示，市场化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改革方向，通过价格调控取代数量型调控。当前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用得相对少一些，数量型的工具用得比较多，并且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越来越具体。
对于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张健华分析称，一是能够向市场传递信号，即央行货币政策除总量与价格外，预期管理和引导性导向也很重要；二是此类直达的货币政策工具缩短了传导路径；三是起效快，而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都有一定的滞后期；四是能够直接降低一部分企业的融资成本。
“鉴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指向性较为清晰，因此需要央行与政策制定者走在市场前面，要更清楚地知道投向哪个行业的效率会更高。”张健华表示。
但他也同时指出，这种以价格优惠吸引银行撬动资金的方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如投资性质的财政资金更加有效；结构性改革也是长期问题，通过货币政策的短期工具来支持长期结构变化有一定难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则认为，总量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需要加强，而一些结构性货币政策要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央行提供的流动性直接投放在指定领域，引发的问题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是否出现一些模糊？此外，随着货币政策越来越多的结构化，与政府过去传统的资金配置又有怎样的差异？”
建议发放消费券拉动内需，促消费将成今年核心政策点
在目前复杂的环境下，促进消费拉动内需成为应对内外部挑战的重要措施。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指出，要重视外部环境风险问题，今年要非常注意滞胀、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国际资本市场波动等问题。下半年可能会出现全球性衰退，应对外部环境只能靠拉动内需，而当下扩内需最核心的就是促消费，促消费会成为今年核心政策点。
【中泰证券(600918)、股吧】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表示，受到疫情、乌克兰危机影响，经济内外循环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障碍。目前来看，我国在畅通内循环上，基建投资担当重任，但基建投资面临找好项目越来越难、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现金流产生越来越难的问题，内需除了靠投资拉动更多靠消费拉动，消费的作用比基建投资的作用会更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促消费的意义非常重要。
而如何促进消费？发放消费券成为与会专家频繁提及的词汇。沈建光认为，发消费券对短期拉动消费立竿见影，而且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接下来，还可以考虑给各地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提供中央财政的支持。
李迅雷亦提及，建议发放消费券。他认为这比美国发放现金的方式更具针对性。另外，还要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
在李迅雷看来，促消费方面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今年减税降费和留抵退税的力度非常大，总规模全年预计到2.5万亿，尤其是留抵退税这对于解决企业目前现金流问题、纾困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效果。但当前财政主要投入在稳企业稳就业上，对于消费领域的支出偏少。他建议，财政政策力度要继续加大，尤其用于消费方面。
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突出纾困重要性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指出，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的同时，也要注意内部风险。疫情不仅对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冲击，还影响了企业和居民对疫情的不确定性的预期，不断消耗不少家庭、企业的储蓄和积累，导致家庭、企业抗冲击能力逐渐减弱。
“今年在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的背景下，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并且优化财政支出的方向，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保障市场的主体。”陆挺表示，财政支出要突出纾困的重要性。针对需要纾困的家庭和中小企业，应通过财政政策撬动信贷政策，比如增加贴息、贷款的担保，给予一定租金的减免，以及税费方面的减免等。
此外，陆挺表示，在推动基建方面，要加大力度尤其是加大有合理回报资金项目的开工和建设，优先考虑人口流入地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基建。在稳外贸方面，可以适时、适度通过向市场购汇的方法来释放人民币的流动性，节约降准的空间，同时维持现在人民币的略有贬值的状态。
“今年能不能够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内关系到稳增长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对外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应对外部超预期冲击。”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指出，只有经济稳了才能金融稳，经济强才能货币强。
面对挑战，管涛认为，应用好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空间，靠前发力，切实发力，继续做好相关工作稳住外需，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要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让人民币汇率形成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发挥汇率浮动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作用。同时，继续推动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完善基础制度，吸引中长期资金直接入市，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及时回应市场关切，稳定境内外投资者预期。此外，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做好预案。
“我国经济体量大，政策空间足，回旋余地大，所以我们应该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来应对挑战。对中国来说，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稳住宏观经济，保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全球领先地位。”管涛强调。
